產業動態 | 數字經濟的三大方法論

編者按:

新科技革命如火如荼,數字技術革命可謂首當其沖。與工業經濟相比,數字經濟是完全不同的新賽道,發展數字經濟需要一套全新的方法論,包括認知方法論、賦能方法論和創新方法論。

一、認知方法論

首先是對數字經濟范式的認知。比如對生產要素的認知,以前我們認為人才、技術、資本、土地是生產要素,現在要加上數據、網絡空間,甚至算力;再如對生產關系的認知,以前我們認為生產關系就是企業股東來分享企業收益的,現在多了企業員工的股權激勵,甚至目前又進一步發展到客戶來分享收益。從資本家到員工股權激勵,再到現在的所謂的用戶資本主義,這都是生產關系的新變化。

其次是對數字經濟規律的認知。比如對傳統工業數字化規律的認知,制造企業數字化的一個典型案例是青島紅領,它通過企業數字化,已經把傳統價值鏈理論中的微笑曲線給拉平了。原來傳統工業經濟都是U型曲線,增長方式呈線性增長,現在已經可以實現指數型增長。對于數字經濟發展中類似的這種規律性的變化,需要有新的認知。

三是對數字經濟愿景的認知。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政策不能從過去發展工業經濟的經驗出發,而是要站在2035年、2050年來看現在需要做什么。未來我們要面向更高層面、更高水平上的數字化,包括智能社會等,這些都是我們在發展數字經濟時要充分思考的。

二、賦能方法論



首先是由群體性前沿技術提供引領與支撐的技術賦能。現在很多的數字新技術會跟大多數行業有關聯,搞投資的人把它們稱作“ABCD+IOT+X”,即:人工智能、大數據、云計算、區塊鏈、物聯網加上所有的行業。在數字經濟中的群體性技術創新,不光是帶來數字產業化,更重要的是產業的數字化,即怎么用新技術去盤活存量資產、存量產業,一定要用這些新技術來進行賦能。

其次是以跨界融合發展與無邊界合作為特征的開放賦能。未來,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、人力資源、現代金融等進一步深度融合,跨界合作是新常態。從“內求”的園區經濟、地理經濟到“外求”的數字經濟、平臺經濟、智能經濟,這是一個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,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已經變了,整個產業體系都會被重新定義。 

第三是關注長鏈條、閉環發展的場景賦能現在中國已經從“世界工廠”變成“世界市場”,因為新經濟已經把供給和消費統一起來。如果做新能源汽車的只講生產、產品,不關心智慧出行,就做不到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場景化,只有將新能源汽車的生產和出行緊密結合,才能做到以客戶為中心生產與消費;再如現在的生物醫藥不能僅限于藥品研發了,而要思考生物醫藥和大健康怎么能夠結合在一起。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,這是一個將供給和消費有機地統一起來的長鏈條;而從新經濟生態的角度來看,這就是所謂的“場景”賦能,要形成創新閉環、產業閉環和商業閉環,才能把產業做大做強。

第四是以產業組織生態化為核心的平臺賦能。未來企業的形態要么是平臺化的,要么被平臺化;要么融入一個生態圈,要么自己構建生態圈。這就決定了未來的企業將不僅僅是一個獨立的企業,而是其在一個平臺、一個生態中的身份地位、功能作用等。那么隨之而來的是產業組織形式的變化,未來的產業組織方式是“銷供產”式的反向供應鏈,是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產。

工業革命以來,產業組織形式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:第一個階段是產業集聚,即各行業企業群體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,企業之間實際上沒有強關聯、沒有形成集群。第二個階段是形成產業集群,主要是同行業企業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,此外還有集群內部進一步的模塊化分解、合作,有契約關系,形成上下游產業鏈。現在到了第三個階段,即產業生態的構建,這是一種新的產業集群形態,在地理空間上企業是分布式的,但在網絡空間上是集聚的,企業與企業之間,企業與用戶之間,企業與供應商、投資商等利益相關者之間,都是通過生態網絡建立聯系的,這種新的集群形態就是所謂的產業創新共同體。

未來,每個產業都會通過產業創新共同體構建平臺總部和產業大腦,平臺總部是大產業總部、世界級的產業集群;產業大腦是有控制力的指揮部,有調度權、指揮權、資源配置權、定價權。要發展數字經濟、建設數字園區、構建產業創新中心,這樣才能打造世界級的產業集群。

三、創新方法論



首先是創新的基礎設施重構。過去發展物理經濟、工業經濟的基礎設施已經不足以支撐新經濟時代的創新。在未來的智能社會,所有的企業都是AI企業,因此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實質上就是5G、云計算、超算中心等。如果這些跟不上的話,下一步發展就肯定會落于人后。

其次是創新的動力機制重構。動力的發展在于創新與改革。過去的火車跑的很慢,因為它只有火車頭有動力、拉著車廂跑;而高鐵的模式是每一節車廂都有動力,因此它能跑到時速300公里、350公里、400公里。所以在創新動力系統的構建上,從創新創業者的初心、改革的措施,到我們的創業、產業化、投資、場景、客戶的關系,從To G、To B到To C,都要緊密的關聯起來,形成系統性的動力機制,這樣才能發展得更快。

第三是創新的服務體系重構。既包括科技創新服務體系的重構,也包括現代技術市場體系的重構。工業經濟時代,要素市場更關注有形的市場,技術交易市場更多的是技術要素本身的交易,如技術交易所、科技大市場等。近些年,特別是新經濟和數字經濟時代,創業和技術的資本化起到了無形市場的作用。近年來從天使投資、創業投資、風險投資到PE,再到上市,多層次資本市場已經越來越完善。在資本市場服務科技創新創業的過程中,每一次企業的融資行為、股權出讓實際上就是一次技術交易,在這個過程中把技術要素進行標準化、股權化,這就是技術的資本化,技術資本化后在市場中技術方、資本家、企業家買賣的是統一、標準的股權標的,這就讓技術要素的流動性更好。

未來在數字經濟背景下,一個產業創新共同體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,任何對技術或知識的“交易”行為都會發生在這個共同體當中,而且不是簡單的技術交易,或技術的資本化,而更多的是通過滿足客戶需求、賦能、服務、資源配置的方式來形成創新的供給,是創新供給能力對創新需求的響應和結果滿足。在這一過程中,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多樣化的創新服務體系、重度賦能體系。

第四是創新的資產結構重構。以前我們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主要講固定資產投資,形成看得見、摸得著的物質資產。未來要實現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,依靠的是數據關鍵要素,要加強對數據的投資,形成重要的數字資產,因為數字資產就是企業資產結構、區域資產結構中中嶄新的資產形式,也是未來最重要的資產交易標的,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動力。

作者簡介:盛景網聯高級合伙人、首席戰略顧問、長城戰略咨詢學術委員會專家。

編輯:岳渤 張鳴輝

(此文改編自作者在2019年4月29日在“第十七期國家高新區創新雙月談”上的發言記錄,經作者核準同意后于GEI新經濟瞭望公眾號首發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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